周恩来“进京赶考”时的五个“一”

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对每一位中华儿女而言，都承载着非凡的历史印记，其意义深远，永载史册。这一年，标志着新中国的孕育成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扎根农村到挺进城市的历史性转变。它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起点，是崭新旅程的开始。在此关键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新中国的奠基者之一，针对“赶考”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答案，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踏上新的“赶考”征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次深刻交谈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启程，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在这一历史性的非凡时刻，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那段充满深意的对话，至今仍不时在人们耳边回响。毛泽东满怀激情地表示：“今日乃是我们进京应试之时。”周恩来回应道：“我们必须都能顺利通过考试，绝不能半途而废。”言辞虽简，却承载着两位并肩作战数十载的革命老战友对于建设新中国的深思熟虑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深切思索。

在回应之际，周恩来巧妙地援引了“考试”这一比喻，彰显了他对毛泽东“进京赶考”这一形象生动说法的深刻共鸣。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一旦执掌政权，便如同面临一场关乎命运的重大考验，必须直面诸多未知与不确定性，接受无数考验与挑战。因此，他强调必须以小学生般谦逊的态度，加倍努力，不懈前行。

在回应时，周恩来铿锵有力地宣称：“我们理应都能考试及格”，这一言辞彰显了共产党人重振山河、改写天地的坚定信念。“理应”一词透露出坚定不移的意志，“都能考试及格”寓意着在治理国家、推进自身建设的各个领域，我们都能向人民呈现一份令人满意的成果。

在回答时，周恩来慎重地强调“切莫退步”，这体现了他非同寻常的冷静，彰显出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潜在风险的敏锐警觉。正如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言：“我们正即将赢得全国的胜利”，“然而，胜利之后切勿自满”，“全国胜利仅仅是我们万里长征路上的起点，前路依旧漫长且充满挑战，诸多艰难险阻的任务还在等待我们去克服”。

坦诚劝导

“今非昔比，我们的人民政府非同旧日官僚体系，任职于此，非为权力，而是为公共事务，为人民服务。”这番话语充满真挚，深深打动了黄炎培，他的态度亦逐渐软化，当场答应需再思量一番。周恩来对黄炎培的劝导，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从政志向，也关乎一群人对职业生涯的追求。

周恩来深知，黄炎培在旧社会毅然摒弃了读书做官的陈规，对官场不存眷恋，对高官厚禄不感兴趣，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拉拢，他始终不为所动，全心全意投身于职业教育学校的创办事业。“不同于旧社会做官”，这句看似平凡的言辞，实则蕴含着对历史的回顾，也流露出对黄炎培高尚品德和坚定人生信念的由衷赞誉。

“此乃人民的政府”，周恩来仅以一句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新政府的根本属性，彰显了其与“旧社会”的根本差异，预示着人民政府将呈现崭新风貌。人民将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所有举措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事业的兴衰、成果的优劣，最终由人民来评定。他屡次强调，“我们的工作宗旨，唯有为人民”，“一切行动，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依赖人民，否则，将一事无成”。

“为政之道，在于实干”，此乃激昂奋进之要领所在。周恩来口中的“做官”，与黄炎培所深恶痛绝的旧时官僚形象不谋而合，那便是官老爷式的威严与傲慢，对百姓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滥用职权，横行乡里。此种行径，正是周恩来所深恶痛绝的，亦为黄炎培所不齿。“做事”则意味着勤勉尽责，凭借丰富的学识、智慧和声望，为民众办实事、行善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于民。这正是周恩来向黄炎培劝诫并为其指引方向的核心所在，亦是他始终如一的行为准则。

语重心长告诫

1949年11月21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的东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彼时，政务院的员工总数仅95人，主要由秘书、警卫及行政人员构成。他们可谓是首批步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为强化政风建设，严明“赶考”纪律，周恩来同志为他们开设了首堂课程，并在关键时刻向“关键少数”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要求。

周恩来深刻指出：“切莫仅成为‘守成之吏’。”新中国在满目疮痍的基础上崭露头角，犹如一张待绘的空白画卷，一切从零起步，“于革命秩序中铸就崭新社会”，强调“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摒弃守旧思维”，“积极探索与接触新事物，以勤勉与智慧相结合，创造性推进革命事业”，力戒停滞不前、守摊子心态，进而激发出“我们不仅擅长颠覆旧世界，更将精于建设新世界”的豪情壮志。

“必须突破过往的‘黄圈圈’束缚”。“黄圈圈”象征着一种既与民众隔阂又对民众施行统治的封闭禁地。“黄圈圈”之内，身着黄马褂的官员们高高在上，对民情漠不关心。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如今已实现解放，我们身处中南海办公”，呼吁走出皇城，与民众紧密相连。“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及时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以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基层，致力于建设一个崭新国家。”

“这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世纪，我们理当如牛马般勤勉奋斗，齐心协力，甘愿为人民的利益献身。”

一份简洁守则

“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不搞堂会、不坐轿、少宴会。”这份守则语言简练，意蕴深远。周恩来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廉洁奉公，在党内党外均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抗战时期，他撰写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此规范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关键时期，他又为自己立下了规矩，划定了行为底线。

遵循中共中央的明确规定，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周恩来同志深厚的党性觉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即共产党人即将“进京赶考”的前夕，会议吹响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号角，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同时，会议还制定了“六项规定”，包括“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命名地名、不将中国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周恩来同志秉持着高度的原则性，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根据中央的规定，郑重地撰写了《党员守则》，以此作为一面镜子，时常对照自身，为执政后的共产党人廉洁自律提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立足于自身实际情况，周总理的个性特征得以鲜明展现。在拟定的六条建议与中共中央的六条规定中，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对“送礼、拜寿”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并将“少敬酒”提升至“少宴会”的层次。对于涉及个人崇拜的部分，周总理并未简单照搬照抄，而是根据自身实际进行了更加贴近、务实的调整，将相关条款修改为对“迎送、堂会、坐轿”的限制，避免了形式的虚化，凸显了个人的风格，同时也便于执行和接受监督。

细致入微之处，彰显了周恩来严谨细致的行事风格。他所制定的《党员守则》中的“五不一少”，与中共中央的规定精神相契合，条目简练，所涉内容多为日常小事、生活细节，并未设定过于严苛的全面规范。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活细节，往往容易被忽视，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也最易激起民众的不满，损害党的形象。周恩来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恪守谨小慎微的原则，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将“严禁请客送礼”的家规贯彻始终，退还了家乡人民赠送的土特产，深入基层时轻车简从，拒绝繁琐的迎送，树立了“人民总理”的典范形象，深入人心。

一则明确的公告

1949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13次政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务院公告》。该公告于次日晚，即旧岁之终，正式对外公布。其内容简要明确，言简意赅，仅用39字，便直击要害，阐明主旨。公告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及春节期间，除享受休假之外，一律不得举办宴席、收受或赠送礼品，以及相互拜年。这份公告文字简洁，不拖泥带水，毫无冗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清新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这也展现了周恩来同志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新中国初期政风建设的深切重视。

精准锁定关键节点，始终秉持谨慎态度。1950年的元旦与春节，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迎来这两个承载着深厚传统意义的重大节日。在这喜庆的氛围中，也伴随着挑战。依照民间习俗，元旦、春节期间，人们相互祝贺新年，走访亲友，互致问候，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旧时官场，却存在一种传统的不良风气，即在辞旧迎新的时刻，借机向朝廷“进贡”，对官吏“打点”，肆意挥霍，追求排场。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政务院在新年临近之际发布公告，旨在倡导新风，摒弃陋习，防患于未然，以期预防重蹈覆辙，警惕旧恶沉渣泛起。

锁定核心目标，实施精确策略。本公告所规定的规范对象为“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握有相应的权力，并具备显著的影响力。他们的言行举止，乃至每一句话，都关乎新政权的信誉，关乎党的形象，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颁布的首份旨在正风肃纪的文件，便精准定位，突出重点，紧扣关键，可见政务院领导集体，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对于严格治理官吏的深刻考量。随后，当发现某些部门在年终出现突击花钱的情况时，他即刻下令，对“浪费国家财力，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令相关部门立即整改。

聚焦热点问题，防微杜渐。政务院公告聚焦的问题集中为“宴客、收送礼物、拜年”，这是欢度新年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规定动作”，当然也可能演变为拉拢腐蚀、中饱私囊、趋炎附势的“隐身法术”。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刚刚走出战争环境，他们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面对香风迷雾的诱惑能否保持定力，是不可有丝毫疏忽的严肃问题。政务院在公告中针对节日易发、频发的常见问题，强调“一律不许”，措辞严厉，不留余地，表达了拒腐防变、保持艰苦朴素本色的决心和态度。周恩来曾十分严肃地提醒：“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素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